描述：
　　當前，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或建設，正由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省市向全國擴展。但超低排放不僅涉及大氣汙染的治理係統，也對綜合汙染治理係統(廢水、灰渣等)、汙染監測係統、主設備(鍋爐、汽機等)係統、燃料係統等產生不同程度影響，還直接涉及到法規、環保體製、經濟政策、技術規範等一係列改革和調整。
　　因此，超低排放是一項龐大的係統工程，依法與科學是開展超低排放的首要問題。
　"兩條半"法律在管排放
　　當前，多數國家對燃煤電廠排汙的法定要求是限定汙染物排放濃度、排放速率(每小時排放量)、治理設施的脫除效率等。像美國曾運用排汙權交易手段解決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製(酸雨問題)，監管部門大多是環境保護部門，監管方法一般是根據明確的技術規則，由排汙者申報、第三方認可、信息公開、政府監管。
　　根據我國依法治國要求，以及《立法法》、《行政許可法》、《環境保護法》等規定，實施超低排放，要由法律規定排放限值，企業自主決定治理辦法，政府監管排放達標程度，三者要相輔相成。
　　目前，燃煤電廠汙染物排放控製通過"兩條半"法律實施，一是汙染物排放標準，二是環境影響評價，半條是總量控製指標分配，而排汙許可證可視為"兩條半"的綜合。
　　從排放標準來看，1991年，國家環保部門頒布了火電廠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製訂了比國家更嚴的排放標準。
　　從環境影響評價來看，我國實際上已經開展了近30年，有完備的法定程序和要求。
　　雖然2003年修訂的《大氣汙染防治法》中就提出總量控製的要求，但未按法律規定的配套分配辦法。在實際操作中，則通過規劃，或政府與企業簽訂責任狀的方式進行，隻能視為"半條"法律。
　　相對於發達國家，我國對企業排汙的法律要求多而重疊，不同法律性質的環保要求，如同多條紅線管製，又由不同部門、不同級別、不同規則的裁判裁量一樣，電力企業常難以分清。
　　事實上，在燃煤電廠的汙染控製要求中，排放標準和環境影響評價兩條完整的法律途徑，是完全能滿足國家對環保的要求。
　　一是所有新建項目必須通過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審批環節，所有企業都必須執行汙染物排放標準，因此所有減排要求(如總量控製和規劃目標的要求)都可通過這兩部法律落實。
　　二是從《環境保護法》、《大氣汙染防治法》對排放標準的作用和製定要求來看，隻要科學製定、嚴格執行排放標準，可實現對燃煤電廠汙染物排放的有效控製。但繞過法律、過多行使行政手段管理燃煤電廠排汙，則會形成環境管理的混亂。
超低排放能否改善環境質量
　　企業實施超低排放，達到什麼程度，要經過科學論證和實踐檢驗，科學治理是實施煤電超低排放的充分條件。
　　對於燃煤電廠這樣的高煙囪排放源來說，受空氣汙染氣象特征、大氣化學及環境中汙染物成份濃度的影響，某種汙染物(如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變化與其在環境質量中濃度變化並不成線性關係。
　　加拿大某市灰霾成因研究發現，離市中心約40km範圍內有7座火電廠(其中4座燃煤電廠)，排放的PM2.5、SO2、NOx占汙染源總排放量的比例分別為18.5%、69.3%、43.8%。但模式預測結果表明，11個空氣質量監測點上的PM2.5濃度增量為1～1.5ug/m3，占總汙染源造成的濃度份額為2%左右，而商業與居民排放卻占20%～70%，其他汙染源占5%～60%。
　　實踐證明，PM2.5是複合型汙染，且一次汙染物轉換為二次汙染物對灰霾的貢獻，要遠遠大於煙塵排放的直接影響。在燃煤電廠煙塵排放限值明顯低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情況下，應對3項汙染物的總量進行考核，可將氣態汙染物減排替代煙塵減排，實現既有利於環境空氣質量的改善、又能經濟地控製汙染物排放的目的。
　　因此，必須從本質上弄清超低排放對空氣質量改善的效果。統計顯示，汙染物排放濃度大幅降低，絕對減排量很多，但環境質量整體改善卻不大，就是很多措施是建立在不以環境質量改善為導向的緣故。
　　當然，對特定環境質量要求的地區域、在特定氣象情況下實施超低排放，對局部環境改善還是有效果的。
　　此外，也可在特殊情況下采取調整運行，甚至臨時停運的方式，而不是高投入的超低排放改造。美國對於煙氣脫硝曾采取季節性控製的方法，對我國當前的汙染控製是個啟示。
修訂火電排放考核間隔
　　衡量火電廠排放濃度是否超標，任何一個小時濃度超標就算超標，要比24小時平均濃度超標要嚴格得多。
　　時間間隔過短，企業為防止短時超標違法風險，會加大設備裕量造成投資、運行成本過大、資源及能源消耗過多的情況，也會給監測、監管帶來困難。考核時間間隔應取決於3方麵：
　　一是汙染物對健康的影響。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臭氧(O3)汙染有短期急性健康效應，故規定了1小時、8小時和24小時限值;顆粒物(包括PM10及PM2.5)對身體健康的影響要有一段時間的積累才能顯現，規定了24小時平均和年平均限值。
　　二是煤電大氣汙染擴散特征對濃度分布的影響。電廠排放的汙染物有一個擴散稀釋過程，尤其是遠距離高煙囪排放主要體現的是對環境中汙染物日平均濃度、年平均濃度的影響。
　　三是受機組運行特性的影響。電廠受煤質、負荷特性、汙染去除設備技術特性的影響，應當允許汙染物排放物濃度的合理波動。
　　歐盟對燃煤電廠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是按照月均值進行考核的，同時規定了小時均值不應超標準200%，日均值不超110%的要求。而美國的排放標準以30天的滾動平均值來考核，煤矸石機組則是以12個月的滾動平均值進行考核。
　　因此，針對以灰霾為主要特征、較長時間累積影響健康的煤電大氣汙染物排放的考核，用任何1小時排放濃度的時間間隔來判斷是否超標是不科學的。我國應加快對排放標準中考核時間間隔進行修訂，特別是在推進更嚴要求的超低排放試點中，更應加大考核時間間隔。
超低排放是否應推廣?
　　按《排放標準》編製說明測算結果，燃煤電廠煙塵達到現行排放標準年排放量為113萬噸(實際達標排放量遠低於此)，如按一半電廠降到5mg/m3計算，則年排放量僅為66萬噸，這些減排量對全國環境質量的影響，雖需要通過環境質量評價模型加以估算，但與我國數以千萬噸計的顆粒物年排放量相比，占比則非常小。
　　當前，超低排放主要是通過增加濕式電除塵器來降低煙塵排放濃度，而煙氣處理的整體工藝基本無改變。其效果更多是通過增加能耗、電耗、物耗的方式來減少汙染物的排放。
　　從成本核算看，如果全國一半燃煤電廠實施超低排放，按照平均投資水平，需再投入600億元以上，年運行成本需再增加300億元以上。全國每年近千億元的成本支出，如對環境質量改善不大，那麼投資是沒意義的。
　　目前，對絕大部分電廠而言，實現特別排放限值要求已超過技術和經濟條件，在環境改善上無實際意義，在技術上難實現。而更低要求的超低排放，也隻能作為特殊的新電廠和現役電廠的示範性改造項目。
　　當前，BAT(最佳可行技術：環境、技術、經濟相適應)是公認的有效控製燃煤電廠常規汙染物的最佳方法。煤電排放限值也是依據BAT原則製訂的，而特別排放限值則是按照"環境優先"原則製訂的。
從理論上講，汙染治理政策製定的基本原則應從對環境質量影響最大，而不是汙染物排放量最大的汙染源著手，當汙染源對環境質量影響相差不大時，則應先從汙染控製邊際成本更低的汙染源治理。
當通過環境質量評價，確認某地區的達標排放燃煤電廠仍是環境影響的主因(此種情況極少)，需進一步超低排放時，通過開展探索性試點，取得經驗後才能推行。
　　因此，應對超低排放所產生的各種影響用全生命周期評價方法，對生產運行(如對電廠可靠性的影響可能帶來的損失)、直接減少的汙染和可能帶來的二次汙染(如濕式電除塵的汙水)變化、物耗的增減、二氧化碳增減、環境質量變化等進行全麵評估，根據評估情況決定超低排放的要求。
　　此外，加大環保要求會增加企業負擔，降低經濟活力，但也會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增長，總收益的大小取決於汙染控製的時機和力度的大小。而全社會效益隻能是在合適的汙染控製水平中實現。
作者：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 王誌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