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08新聞來源：華夏能源網微信
三峽水電站總裝機容量已達22500兆瓦，作為全球最大的發電站，由它所引發的移民搬遷、環境等諸多問題，使它從開始籌建的那一刻起，便始終與巨大的爭議相伴。
從正式開工到全麵竣工曆經12年之久，這項龐大的工程經曆過當時決策者們的哪些"鬥爭"?其上馬背後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秘密?讓我們從原毛澤東秘書、中組部原副部長李銳回顧三峽工程上馬經過的文章中一探究竟!
中央關於三峽工程的"促退"決議
南寧會議後，毛澤東把三峽問題交給了周恩來，由周恩來負責：你去論證，現在不上馬，將來到底怎麼辦才合理。這樣，1958年3月，周恩來帶隊考察三峽，參加的人有水利部、電力部、科委、計委、交通部等很多部委，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幾個省的負責人，還有蘇聯專家，一大船人，我記得胡耀邦也去了。總理在船上開會，開會時有文件，一本一本的。總理沒有讓林一山發言，讓我第一個發言，錢正英代表水利部發言，矛頭還是對著我。那時南寧會議的具體細節、我跟林一山的爭論、寫的文章，大家都還不太知道，人們的意見還是一邊倒地讚成三峽上馬。但是蘇聯專家的發言是站在我一邊的。會開完了以後，人就都散了。
然後我就參加了3月份的中央成都會議。成都會議確定了"大躍進"的總方針，就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個"促進"的會議。但是三峽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是個"促退"的決議，3月25日會議通過，4月5日政治局會議批準。主要內容是：三峽是個長遠的事情，施工準備工作要15-20年的時間。三峽工程是長江規劃的主體，但是要防止在規劃中集中一點，不及其他，或以主體代替一切的思想。長江的規劃應該是防洪、發電、灌溉與航運，水電與火電，發電與用電，幾種關係互相結合，分別輕重緩急和先後次序，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安排。長江的防洪要抓緊時機，分期完成各項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別是荊江大堤的加固，中下遊湖泊窪地儲洪排澇等工程決不可放鬆，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工程和有了三峽工程就萬事大吉的思想。
就是說，防洪要把堤防、分洪、蓄洪這三個問題統一抓住，這個決議製定的長江規劃基本原則就是：統一規劃。這個有關三峽的決議是總理主持的，我參加了起草，其中防洪部分是我加進去的，完全是我的思想。現在來看，像成都會議、後來的北戴河會議等，為"大躍進"做了那麼多的決議，隻有這個三峽決議是正確的，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但是水利係統根本不執行這個三峽決議，依然我行我素。
幹不成三峽幹葛洲壩
1959年，我在廬山出了問題，水利電力部搞了一個所謂的"李銳反黨集團"，還加上三大罪狀：反火電、反水利、反三峽。我離開水利電力部以後，水電可說是被隨後的領導人破壞得體無完膚，水電事業整整停滯了二十年。現在想起來，如果不合部，我還是待在電力部，也許後來個人的遭遇也會不同一些。文革中周總理在葛洲壩出問題時提到過我，那是一個可以讓我出來的契機，但是錢正英(時任水利電力部部長、黨組書記)根本就不理會，我在大別山的磨子潭水電站一直待到1979年1月，才獲得平反回到北京。
我從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複職，還是到水利電力部當副部長。一進水電部辦公樓的大門就看到毛澤東對葛洲壩的批示，有一麵牆那麼大的牌子，擺在大廳裏：
"讚成興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難，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
我一看就非常惱火，莫名其妙嘛，這根本就違反工程建設的法則，哪有沒搞好設計就開始施工的道理?那年2月份兩部分開，水利電力部又回到1958年以前的水利、電力的兩部格局，我就讓人把那個大牌子給取掉了：趕緊摘了吧，這不是丟人嗎!
葛洲壩是什麼時候開工的呢?1970年12月26日，毛澤東的生日。錢正英知道毛內心裏是醉心於"高峽出平湖"的，幹不成三峽，葛洲壩對毛是個安慰，而且葛洲壩完工以後，三峽就是弦上之箭了。林一山倒是堅決反對修葛洲壩的，他是從建三峽出發的。三峽水電站發電後，供電量多少時有變化，也使下泄水量隨之變化，這就影響航運。因此需要修一個葛洲壩，作為三峽的反調節水庫。先建葛洲壩後建三峽是本末倒置。
毛澤東批準了葛洲壩工程，還發了那樣一個根本違反基建程序的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批示還得了，林一山當然反對不了了。後來葛洲壩出了事，周恩來把擔子交給了林一山：你把它修好。林一山也沒有辦法，隻好接過來幹。2006年12月26日，他們還把刻有毛澤東那段批示的一塊大石頭，正式安放在葛洲壩樞紐防淤堤上。後人看看，我們過去就是按這麼荒唐的"聖旨"幹事情的。
葛洲壩開工以後，因為地質問題沒搞清楚，中間停工兩年。後來國務院開會的時候，談話中周總理還特別把我提出來：李銳就反對在幹流上先修，他讚成先修支流。他又問："李銳哪裏去了?"有人說：李銳還被關著(我是1967-1975年在秦城監獄被關了八年)。總理說：李銳對三峽的意見還是正確的嘛，還是可以做些事的嘛。
當年，毛澤東接受了我的觀點，1958年南寧會議以後就再也沒有提起過建三峽，周恩來也沒有。60年代到70年代以後，隻有林一山、錢正英兩個人不斷地向中央提意見，要上三峽，還有張光鬥，是錢正英最倚重的水利專家，後來加上李鵬。地方上也有積極分子，湖北張體學，還有王任重，都積極，李先念是湖北人，也被他們說動，他們總是鬧著三峽上馬。
大概是1972年1973年，有過一個毛澤東對要求上三峽的批示："需要一個反麵報告。"錢正英這些人不死心，修不成三峽怎麼辦呢?就修了那個葛洲壩。
三峽是怎樣上馬的
三峽最後到底是怎麼上馬的呢?我所知道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鄧小平1980年7月去過一次三峽，那時長委的主任是魏廷錚，林一山原來的部下，他陪同鄧小平，把鄧小平給說動了。怎麼說動的呢?"三峽建成後，萬噸輪船可以通重慶。"
毛澤東雖然有"高峽出平湖"這樣的詩人的浪漫，但是知道三峽事體之大，到底沒有敢幹，我估計最後說服他的是軍隊的意見。50年代總理曾委托張愛萍將軍，讓他從軍事的角度對三峽工程提出看法，他給中央的意見是："不能建造一個戰爭的目標。"這大概最後把毛說服了，毛畢竟是打仗出身。鄧小平則是個"舉重若輕"的人(周恩來對他的評語)。張愛萍告訴我，他專門跟鄧小平談過三峽問題，小平怎麼講呢?——"你膽子太小。"
宋平跟我談過1980年鄧小平找他談三峽的事情，他回答說：主要的問題是投資問題，國家沒有錢，給擋回去了。後來鄧小平一直鼓動著要上，1982年論證了一個150米的方案，是兩級開發，下邊還要再修一級。我知道這個方案水利部是絕對不會同意的，防洪有限，兩級還需要重新勘察壩址，他們不會幹的。後來這個方案果然不了了之。
1984年2月，水利部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建議立即著手興建三峽工程樞紐工程的報告》，這個時候李鵬已經是副總理了，被任命為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小組組長。有一次鄧小平接見外賓，接見後把李鵬留下來談三峽，他問李鵬：為什麼不上三峽?不是說修好以後萬噸輪船可以直通重慶嗎，為什麼不修?李鵬說：移民問題很大，非常困難。鄧小平就說：那好嘛，成立一個三峽省，不用四川、不用湖北安置，獨立出來解決移民問題，由國家管起來。那個談話記錄很快就有人拿給我看了。我心裏想，這不是在騙小平麼!這些人怎麼能這樣幹呢!南京的長江大橋，武漢的長江大橋，隻能通五千噸的船，所以後來改稱萬噸船隊。
1985年3月5日，中央以"4號文件"的形式，正式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成立三峽省籌備組的通知》，水利部的副部長李伯寧被任命為三峽省籌備組組長，這個人是應該記下一筆的，他對三峽"功不可沒"。三峽省籌備組搞了一年多，搞不起來，叫做不三不四，都是窮地方，無法解決問題。
最後中央領導人把王任重帶去看，王任重是最讚成、最積極的人之一，到三峽庫區去了一趟，王也無話可說。這樣一年以後，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了《關於將三峽省籌備組改建為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三經辦)的通知》，撤銷了三峽省籌備組。本來，為了一個水電工程建一個省，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樣三峽的工作就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論證過程，算是他們那些人的低穀吧。
這期間，最出名的反對派意見得到的傳播，是戴晴在1989年編輯的那本《長江，長江》。這是一本文集，是孫越琦帶隊的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在對三峽作了為時38天實地考察後寫的調查報告。報告寫出後，原來答應刊登的媒體不敢登了。這裏要提一個人：許醫農，她是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可以說是當時全國最優秀的女編輯。許醫農常駐貴州一家出版社的北京辦事處，她從戴晴那裏知道了這本書後，立即與貴州的出版社老總聯係，要老總授她全權在北京把這本書印出來。
"兩會"召開的前幾天，北京的一個印刷廠趕印出了5000冊。戴晴很厲害，立即拿到當年"兩會"代表們住的賓館小賣部出售，還在"兩會"召開的當天，在大會堂旁邊的歐美同學會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開這本書的發布會。這本書和戴晴的會外遊說，直接導致了姚依林在那年的人大宣布：三峽工程讚成的人很多，反對的人也很多，這件事五年不議。後來這本書由出版社大批印出，剛剛發行就被封掉了，中宣部要求全部銷毀(後來在香港出版)。
不是"五年不議"嗎?後來怎麼又鬧起來了呢?還是李伯寧的"功勞"。中央撤銷了三峽省籌備組後，他當了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主任，1991年他經手了一部《三峽在呼喚》的紀錄片，送給中央領導們看。王震看後落了淚，經過錢正英的動員，那年春節他在廣州找了以張光鬥為首的十個水利方麵的專家開了個座談會，會後王震立即給鄧小平、江澤民還有李鵬寫了封信："我看了《三峽在呼喚》錄像片後，心情很不平靜，找任重同誌商量後，邀請了幾位著名水利專家、教授在廣州進行座談討論，主要是聽一聽關於加快三峽工程建設的意見。聽了專家教授的發言，我深感有必要大聲疾呼促進工程上馬，即使三峽工程近期上馬，也為時很晚了，不能再作推遲。"
有人告訴我，王震在會上罵我：李銳，這是一個反動分子。我說：怎麼會是反動分子呢?大概說我是反對分子吧?他們就又去查，王震確確實實罵的是：李銳是個"反動分子"，不是反對分子。王震對我的看法我是知道的，他當麵也對我說過："李銳，你是我的死對頭。"
1991年"兩會"之後，李伯寧又給王任重寫信，說過去不允許宣傳三峽，現在應該改過來，大力宣傳。王看了就把信轉上去，上邊批示說可以進行點正麵宣傳。5月份中宣部副部長徐惟誠主持召開"首都新聞單位三峽工程宣傳工作通氣會"，傳達了這個批示，這樣一來，三峽上馬的宣傳就哄起來了。而反對意見的發表渠道被完全封死，全是一麵之詞。
"興建三峽決議"是在1992年的全國人大通過的。那個被通過的三峽論證方案是怎麼產生的呢?三峽論證原來由計委與科委負責領導，錢正英卻設法讓他們退出，由水利部領導，由她主持。參加論證的400多個專家，分成15個專業組：經濟、防洪、施工、地質等等，每組的負責人都是讚成上馬的水利部的司局長。像黃萬裏等反對派，就不讓參加。論證不談長江整體流域規劃，就是獨立地論證三峽工程：大壩的高程、規模，等等。三峽根本沒有比較方案，是個孤案。
論證是怎麼通過的呢?每個專業組就通過自己那個組獨立的題目：防洪、地質、發電、船閘、經濟，等等，就像是做單獨的科研課題，各組隻通過本組的論證題目，根本不是將三峽當成一個總體工程來論證。即使這樣，各組通過論證時，仍有九名專家、兩名顧問和一位政府官員拒絕在論證書上簽字，中國人民是應該記住他們的：
陸欽侃(防洪組顧問)、侯學煜(生態與環境組顧問)、陳昌篤(生態與環境組專家)、程學敏(電力組專家)、方宗岱(防洪組專家)、何格高(綜合經濟組專家)、郭來喜(綜合經濟組專家)、黃元鎮(綜合經濟組專家)、覃修典(電力組專家)、伍宏中(綜合經濟組專家)、李玉光(移民組專家)、廖文權(移民組，四川開縣移民辦主任)。
人大表決之前，高層又做工作，讓人大保證三峽方案獲得通過。2002年2月份的《人民日報》登了一個消息：現在查出三峽庫區兩岸山體有2200多處有崩塌危險，需要花40多億將山體固定。這是開玩笑，山體怎麼能固定?水是有浮力的，怎麼去固定?樓的地基可以想辦法改變，那個比薩斜塔的地基也可以想辦法處理，庫區水一泡，是沒有辦法的。
我的最後努力
198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排除艱難，出版了我的《論三峽工程》一書，約20篇文章，15萬字。1996年，我將文章增加到近40篇文章，連同附錄，共45萬字，大陸卻沒有出版社敢接，隻能拿到香港出版了。我關於三峽問題的最後一篇文字是1996年4月寫的，那是三峽開工後一年，給中央的上書，希望三峽還是停下來，停有先例，丹江口停過工，葛洲壩也停過工。我說，現在還沒有做多少工作，還來得及再研究。
寫好後先寄給朱鎔基：你看一看，若同意的話，請轉送給其他幾位政治局常委。朱鎔基給我回了電話，說：給江澤民看了，總書記要你照顧大局，以後不要再提反對的意見了。此後，我沒有為三峽的事情再寫過文章和上書，到此為止了。但是那些反對三峽的人提出的減少危害、盡量補救的方案，我都幫助遞給中央。香港版的《論三峽工程》一書的封底刊有編者的長篇介紹，其中引有我的一段話：
出版此書始終有兩個目的：一是便於世人了解有關三峽爭論的曆史過程。二是希望有助於國家重大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至於三峽工程本身，幾十年來尤其直到上馬之勢已定後，我要說的話都已經反複說過，說夠了，區區寸心，天人共鑒。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曆史責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三峽的問題說到底是體製問題
三峽是我這輩子反對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孫女忙忙說過："將來三峽出了事兒，你要記住，你的外公是堅決反對這個工程的。"
三峽我過去是堅決反對，到後來呢，我公開的意見是先開發上遊：金沙江、支流，上遊的水庫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幫助防洪，讓三峽各種各樣的問題不像原來那麼嚴重，再來考慮三峽什麼時候修，需不需要修。實際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當前說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積問題，生態環境影響等等問題，就更能看清楚，也就沒人那麼起勁了。所以，我並沒有真正改變反對建三峽的態度。
我前麵光說了我和水電係統的人反對三峽，實際上，社會上反對三峽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錢偉長，政協裏麵的反對派為首的是孫越琦，他原來是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他兩次帶代表團去考察三峽，回來給中央報告堅決反對上三峽。
世界上有兩個大壩會議，其中一個排列了全世界十個最危險的大壩，三峽是第一名。我們中國的領導人真的就不懂三峽的問題有多嚴重嗎?我看，不能說中央的領導人都不懂，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都知道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澤東那樣自認為無法無天的人，至死都沒有再提三峽。
為什麼現在能通過，能開工?到底是什麼原因?中國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看法是：從根本上來講，是國家製度的問題，是政治體製的問題，還是人治，就是一個人說了算的體製。其他人說什麼都沒有用，絕對不允許有不同意見，特別是重大問題，聽不得不同意見。黃萬裏這樣的專家的意見誰也不聽，他就來找我;我的意見，也是誰也不聽，你有什麼辦法?
黃萬裏是2001年去世的，我記得9月8日遺體告別我去了，是從水電學會的會場上直接去的。那天開會我旁邊坐的是張光鬥、潘家錚。張光鬥，黃萬裏清華的同事，潘家錚，三峽工程的頭頭這兩個人根本沒去。告別完了之後，我又回到會場繼續開會，感慨無窮!
我們這種體製、這種製度!從1949年以後，我們國家的總體決策方式也好，建設路線也好，三峽工程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黃萬裏的命運是一個最具體的例子。鮮明在什麼地方呢?就是正確的意見被否定，錯誤的意見吃香;對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啟用壞的。黃萬裏是黃炎培的兒子，是30年代從美國回來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個世紀30年代，他對長江上遊做過實地考察，研究過上遊支流河床卵石移動和河床因之變化的情況。他認為川江幹支流的造床質是卵石加粗沙，是會移動的。
三峽泥沙專題組的論證認為：造床卵石的移動量為零，而黃萬裏的計算是卵石年移動量不少於一億公噸。他認為三峽高壩建成後，水庫尾水達重慶以上，長江流到這裏時，由於水深增加，流速必然減慢，其中細沙可以漂遊出壩，粗沙沉積在重慶上下，而卵石先是夾雜在粗沙之中，最後則沉落在粗沙的後邊，淤積在重慶以上的庫尾，逐漸向上遊漫延，直至淤積平衡，將兩岸的平壩，就是好田毀掉，將長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淪為澤國，生態麵貌完全改變，長江的航運也遭到破壞，因此三峽大壩決不可修。
為此，他不斷向中央上書。80年代三峽論證時，他兩次到我家來談他的意見，把他寫的文章拿給我看，文章的標題是《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原由簡釋》。他是北京市政協委員，他曾在市政協會上正式提出反對修建三峽的報告提案："三峽高壩禍國殃民，請決策停修"，附文是："請安排爭辯"。在我家談時，他還講出這樣的氣話，如果三峽修了，出了問題，那就在白帝城頭如嶽王廟，跪三個鐵人世代請罪。
黃萬裏跟錢正英有親戚關係，錢的丈夫是他的侄子。每年春節，他倆都到黃家拜年，可三峽論證，就不請黃萬裏參加。黃萬裏在清華被排擠，到85歲才讓他上課。黃萬裏是一個悲劇人物，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可以跟馬寅初、陳寅恪並列，有獨立的人格，能堅持自己的意見。而我們這個國家，這個體製，就是不能容納這樣的人。幾十年的政治運動，敢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了，趨炎附勢的人成了大氣候。當年三峽如果不是我勸阻，自是大災難。三峽工程的負責人潘家錚算是講了良心話，回答"三峽最大有功人是誰"的問題時，他說：是李銳，是那些反對建三峽的人。
1979年我回到北京後，陳雲找我：又在鬧三峽，你趕緊寫意見。1984年我繼續向中央寫信，還是陳雲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們都支持。我的上書，鄧小平也劃了圈，那次水利部鬧三峽，沒鬧成。1980年，1984年，水利部兩次折騰三峽，沒有成功，還是中央內部起作用，兩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鄧小平也沒有辦法硬要一個人說了算。而1992年人大通過三峽方案時情況就不同了。在政治大氣氛下，人大的投票當然好走過場了。即使如此，仍然有177人投了反對票，棄權的664票，三峽工程以1767票，剛剛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獲得通過，已經是空前絕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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