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博庭

　　2012年7月13日，正當三峽水電站的32台機組開始全部運轉發電的時刻，三峽工程的主要技術負責人----潘家錚院士平靜的閉上了雙眼，走完了他傳奇的水電人生。不知道潘家錚院士在曆史上的出現，是否就是為了中國的水電的興旺發達？然而，不管怎麼說，作為解決了中國水電眾多難題的技術權威，潘家錚對中國水電的貢獻的確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麵，中國水電的今天，離不開潘家錚，另一方麵，我們也可以說，是中國的水電成就了潘家錚院士輝煌的一生。因此，似乎潘家錚也非要等到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水電站三峽的全部機組投入發電的那一刻，才肯放心的離開我們，走向另一個世界。

　　潘家錚院士1927年生於浙江紹興。據潘院士介紹，他從小就癡迷於文學，但是，父母出於生計的考慮讓他報考了一個容易找到工作的土木工程專業。1950年潘家錚在浙江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畢業的時候，正好是新中國188體育官網app 最需要人的時期。潘院士畢業後就被分配到錢塘江水力發電勘測處工作。此後，潘院士從最基層的水電設計工作做起，再也沒有離開過水電，直到成為中國水電界的最高權威和技術負責人。

作為一名水電工作者，不可能不認識潘家錚。我是在1990年潘家錚任能源部水電總工程師期間開始接觸到潘院士的。那時候我研究生畢業後不久，來到188BETApp （下簡稱：水電學會）負責開拓國際學術交流。開始的時候，我接觸潘院士的機會，不過就是在一起暫短的開會或者找他審批一些文件。我與潘院士的第一次密切接觸是從1991年陪同潘家錚院士參加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大壩會議開始。

一、陪潘院士一起參加國際大壩會議

　　90年代初期，潘家錚院士擔任能源部的水電總工程師，同時還兼任國際大壩委員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即：中國大壩委員會）的主席。當時的中國大壩委員會，是掛靠在我們水電學會和中國水利學會之下的一個二級學術機構。1988年水利和電力分家之後，由於大型水電被明確的劃歸能源部管理。而且我國較大型的大壩幾乎都是與大型水電站聯係在一起的，所以，當時的大壩問題，就被名正言順的劃歸能源部管理。水、電分家之後，中國水利學會已經掛靠水利部，隻有我們水電學會掛靠在能源部。因此，盡管當時的中國大壩委員會同屬兩個學會，但主要還是接受水電學會的領導。

　　1991年6月14日國際大壩委員會的第59次執委會和第十七次大會在奧地利的維也納（聯合國會議大廈）召開。經能源部批準參會的中國大壩委員會的代表團有四人組成。中國大壩委員會主席潘家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陳望祥、能源部水電開發司總工程師張津生和在水電學會負責國際交流工作的我。那時候，潘家錚院士雖然是能源部的總工程師，但是還沒有資格配備專職秘書，隻是由水電開發司的陳東平同誌兼任。在加上當時對出國名額控製較嚴格，一般領導的專職秘書都不大可能陪同出國。因此，盡管潘家錚院士已經是64歲的老人，但還是不可能帶秘書出國。在同行的四個人當中，另外兩二個人也都已經是50多歲的老同誌，因此，我這個團組中唯一的年輕人，似乎也就不得不擔負起潘家錚業餘秘書的工作。

　　我們團組中一起出國的另外兩位專家也應該算是在水電和電力部門赫赫有名的。當時任中電聯秘書長的陳望祥，解放前在清華大學電機係讀書，與前總理朱鎔基不僅是同學，而且還是地下革命的同誌。由於他同朱鎔基總理一樣喜歡仗義執言，在反右期間，也曾被打成了右派。恢複工作後，曾擔任水利電力部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水利、電力分家之後，到能源部下屬的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當秘書長。陳望祥同誌的敢於直言，在電力係統是非常有名的。他是為數不多的敢把一些電力係統的內幕，毫無顧忌的捅出去的人。

　　另一位時任水電開發司總工的張津生，也算是水電領域的一個名人。他不僅長期工作在工程第一線，而且還非常善於總結和發表各種學術論文。經常在國內外的各種刊物和會議上發表文章。由於其出色的水電專業知識和社會活動能力。張津生後來成為中國長江三峽工程總公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和中國大壩委員會的副主席。再後來，通過競選，張津生還擔任過國際大壩委員會的副主席。作為中國大壩委員會主席的潘家錚的學術水平，是在國際大壩委員會上得到公認的。那一年，本來潘院士最有資格代表中國擔任國際大壩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但是，潘院士認為自己的英語不夠流暢，不能勝任國際副主席的工作，堅持讓既懂英語，又會法語的張津生代表中國出任副主席。不過，此後潘家錚院士還是以他對水利水電科學技術的突出貢獻，獲得了國際大壩委員會頒發的終生榮譽獎。

　　在那次會議上，有個場麵令我們大開眼界，在聯合國的會議大廳外麵，反水壩的團體組織了一些人，搭建了不少帳篷並且住在那裏。每天當有開會代表來到會場時，他們都會擺出反對建水壩和讓河流自由流淌的標語牌。這些人的抗議行為，不僅平靜，而且還非常文雅。經我們與其中的一些示威者私下交談之後才得知，他們大部分都是反壩組織專門花錢雇用來的學生。他們的目的不是真要抗議建壩，而不過是想掙點錢。這種情況到和我們今天國內眾多的環保組織非常相似。它們並不大了解水電大壩，他們反壩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能得到資助和名、利。得知這一情況之後，從來也不愛照相的潘院士，連忙讓我給他和這些反壩示威者一起拍張照片。這張照片後來也曾被潘院士用於他的《千秋功罪話水壩》一書中。

　　在那段與潘院士親密接觸的日子裏，潘院士超強的科學精神和科學素養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看到我的談吐和性格與當過右派的陳望祥秘書長非常相似，潘院士曾語重心長的對我說：你是學力學的，知道力學上有個最小勢能原理。你把自己的位置放的越低，你就越穩定，你遭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小。潘院士說：其實，社會、人生也是一樣，適用於最小勢能原理。短短的幾句話，卻讓人感到非同一般的人生哲理。同時也讓我對潘院士善意提醒而心存感激。我知道，潘院士不是一個無原則的人，這件事，一方麵讓我體會到潘院士在飽經磨難之後把自己的人生體會告訴給我，表達的是對年輕的人愛護。另一方麵也讓我領悟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大道相通。一般的設計人員，工作多年以後往往就隻記住了常用的公式，很少有人還能關注科學原理。而年逾花甲的潘院士，不僅能夠熟記住各種科學原理，能夠把這些科學原理靈活的運用到設計工作中去，而且，還能靈活的發揮和運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可見，科學原理、科學理念、科學精神已經深入到了潘家錚院士的靈魂，完全融會貫通在潘院士的工作和生活當中。這也許就是在同時代的數以萬計的大學畢業生當中，潘家錚院士能夠脫穎而出的關鍵所在。我覺得，潘家錚院士的成功，也應該算是科學的成功。

　　那次國際會議結束之後，潘院士又帶著我們團組一起去法國參觀了正在施工的英吉利海峽海底隧道。因為，他們開拓海底隧道使用的掘進機，或許能有助於我國錦屏二級水電站的開發和建設。

二、科學素養決定了院士對偽科學的批判態度

　　最近幾年以來，社會上對偽科學、偽環保的看法，似乎已經產生了分歧。科學界也已經有人公開的呼籲要取消《科普法》中反對偽科學的提法。作為以“最小勢能原理”為處事原則的潘家錚院士，自己也很長時間不再提及“偽科學”之類的名詞。的確，現在再提反對偽科學、偽環保，確實會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麵對社會環境的這些變化，很多人從保護潘院士的聲譽出發，也不再提及潘院士明確的反對偽科學的那段曆史。但是，如果我們客觀的看，反對偽科學、偽環保，不能不說是潘家錚院士對社會進步最重要貢獻之一。

　　2003年編輯出版的潘家錚院士文選中，第二大章節的題目就是“反對封建迷信、偽科學”。裏麵收錄的“大力開展科普工作，堅決反擊偽科學”、“反對為科學的鬥爭任重道遠”、“無神論教育和宣傳應該列為國策”和“正確對待傳統文化遺產”等十餘篇潘總自己寫的文章。這些文章，現在讀起來還是很那麼鏗鏘有力、至情至理。裏麵居然找不到一句話，會因為外界形式已經發生了變化，而顯得一絲不妥、或者過時的。這裏麵的每一篇文章，細讀起來都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我個人認為，盡管當前偽科學、偽環保已經在社會上變得有點時髦，潘院士自己也不願意再去趟這種渾水，但是，潘院士的堅持科學精神，反對偽科學迷信的理念，即沒有任何改變，也沒有任何錯誤。

　　潘院士反擊偽科學的精彩文章，之所以不會隨著社會的潮流變化而褪色，是因為潘院士的文章，都是圍繞著宣傳科學精神、提倡科學理念和普及科學知識所寫的。這些以豐富的科學知識為底蘊的文章、論述，怎麼可能會過時呢？

　　例如，潘總在《關於“永動機”致某同學》的公開信中曾說到過“誰都知道，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代數方程都能得出一處等形式表達的解，但是五次以上的方程就不行。這是前人經過嚴格論證得出的結論。如果你對代數沒有深入的研究，不了解一些數學大師（如高斯、拉格朗日）在這方麵的努力，沒有閱讀伽羅華發表的開創性的論文，不知道數學中有‘群論’這類理論及其應用，隻是簡單的懷疑：‘為什麼五次方程就不能求得形式解？’‘為什麼要聽前人的話？’堅持抱定‘我就是要找出五次方程的解’的態度，而固執的走下去，那會是什麼結果呢？”

　　很多文章都報道說潘家錚院士是會寫科幻小說的科學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潘院士撰寫出大量的科學幻想小說的底蘊，恰恰來自豐富的科學知識和強烈的希望普及科學知識的意願。在潘院士的很多的科幻小說中，都賦有深刻哲理或者是科學知識。科幻小說是潘院士崇尚科學精神和普及科學知識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實事求是、開拓進取的“學術權威”

　　在中國一旦成名之後靠著已經取得的名譽、地位混日子的人很多。然而，知識是無止境的，沒有實事求是、謙虛好學的態度，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大師和專家權威。我覺得潘家錚院士在虛心學習新技術、新知識方麵也為我們做出了典範。

　　我上研究生期間的論文題目是《壓力鋼管的結構的可靠度分析》，可靠度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新穎，而且也非常時髦的課題。記得當時，為了推廣工程結構的可靠度設計方法，水利電力部還成立了專門的推廣領導小組。由於可靠度的分析，需要有大量的數理統計數據，所以，我記得上研究生期間，去拜訪過一位該領導小組的負責同誌。但是，給我的印象卻是潑了一大盆冷水。我發現，該領導小組的負責同誌，居然有很多概念自己都搞不清楚，而且還要故意掩蓋，擺出一副權威的樣子誇誇其談。有這樣的領導小組，我斷定我國的可靠度設計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有什麼起色。

　　果不其然，到今天為止，我已經畢業工作幾十年了，而我國工程結構可靠度設計的目標還是沒能實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我覺得很可能就是因為缺乏像潘家錚這樣的是實事求是、虛心好學專家，擔任可靠度設計的領導工作。記得我畢業後曾經把畢業論文中的一些內容整理出來，交給某專業期刊發表。因為遲遲得不到專業期刊的準確回信，我不得不去詢問，為什麼這麼長的時間還沒有結論？期刊的同誌告訴我說，因為我所探討的內容比較前沿，他們本來是交給水電界的權威潘家錚審稿的。但是，潘總回信說這個問題比較前沿，理論性較強，他這方研究的不多，也不大懂，不能進行評價。他建議可以交給對可靠度工程設計研究較多的河海大學的吳世偉教授審查。

　　吳世偉當時是我國水利水電領域工程結構可靠度研究的權威，不過，他後來在一次空難事故中不幸罹難，英年早逝。我的論文經過吳世偉教授的評審之後順利發表了，但是，作為水電行業權威的潘家錚院士，居然大膽承認自己在某方麵不大懂的舉動，確實令人佩服。我想如果當年的那些可靠度領導小組的專家們，也能像潘總一樣的承認自己還不懂，把工作交給懂行的專家去做的話，恐怕也不會讓我國的可靠度工程設計出現幾十年停滯不前的後果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潘總的謙虛並不僅僅停留在實事求是的“不知為不知”的基礎上。後來我在一次會上，聽到潘總與中科院的陳祖煜院士討論過可靠度設計的問題，我才發現潘總已經對工程結構的可靠度設計有了非常深入、透徹的了解。也就是說，正是潘總從來不會不懂裝懂的科學態度，決定了潘院士總能不斷的虛心學習新知識、新技術，從而成為水利水電行業內當之無愧的真正權威。這與現在某些依靠“官本位”得到了某種名號之後，既不肯學習，還要不懂裝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所謂專家權威們，形成了巨大反差。我覺得令人慶幸的是，正是因為我們行業裏有了潘家錚這樣真正的科學家，擔任了三峽工程的技術負責人，才能使我們的三峽建設獲得了圓滿的成功。

四、水電發展得益於殊途同歸的水電“大家”

　　眾所周知，在一場戰役中，既需要有運籌帷幄的軍師，也需要有敢打猛衝的戰將。在我們188體育官網app 的戰場上也是一樣。前麵我曾提到過，潘院士告誡我，要想取得事業上的成功，也需要應用最小勢能原理。謙虛謹慎，放低身段，盡量的少得罪人。不過，同樣是我們水電的老前輩，李銳老部長也經常教導我們，要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堅持真理。李銳以自己的親身經曆總結到。如果我們的每一個黨員，都敢於表達自己的正確觀點，恐怕我們黨就不會遭遇到那麼多的挫折和失誤。

　　以前，我總覺得我們行業內的李銳、黃萬裏這樣為了真理，不計個人得失，敢於直言的人最值得學習和敬佩。但是，後來我逐漸發現一個人要修煉到潘家錚院士那樣做人的高度，往往更難。人們都說，潘家錚是水利部老部長錢正英一手提拔起來的，對錢正英部長的話絕對是言聽計從。但是，有一次我親自參加的關於金沙江中遊水電開發的審查會，錢正英老部長在自己的發言中已經表態不讚同建設虎跳峽。然而，隨後的潘院士還是委婉的，同時也是堅定表達了應該盡快開發虎跳峽的科學意見。那時候，我才真正發現，不管是對什麼人，在原則問題上，潘院士絕不是隨風草，而是既能堅持原則，又能照顧到各方麵關係和感受的協調高手。

　　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一般的人恐怕永遠也不可能修煉到潘家錚那樣的水平。我覺得潘院士是在特殊曆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特殊人才。李銳、黃萬裏和潘家錚等水電大家雖然都是才華橫溢的人才。都有不惜犧牲自己，全身心的投身水利水電事業的高尚情懷。但是，由於他們每個人的成長曆史和環境不同，造就出了完全不同的處事方法和人格特征。李銳是勞苦功高的老革命，黃萬裏不僅是留洋歸來的時代轎子，而且還貴為國務副總理的公子。即使他們曾經被打成過右派，但是，在他們的骨子裏也不乏總有一股傲氣，讓他們表達自己才智和情懷的方式仍然是激情奔放、直言不諱。而潘院士雖然也是才華橫溢，但當初隻不過是一出身不好的普通知識分子。在過去那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他必須要尋找出到能夠表達自己聰明才智和高尚情懷的特殊方式。

　　今天的社會開放程度，早就沒有了過去那種社會扭曲，個人才智受到壓抑的環境。有本事的人才，如果受到壓抑總可以轉行，找到能讓自己發揮的新領域。所以，可能也就再也造就不出像潘家錚那樣的特殊人才了。因此，盡管在20多年前，潘院士就給我傳授過，他為人處事的成功“秘訣”，但是，由於沒有了他所處的曆史環境，至今我也和大多數人一樣，似乎總是自覺不自覺的，傾向模仿黃萬裏那樣的耿直、直言不諱的性格。無論如何也修煉不到潘院士的那種超人的睿智水平。

　　潘家錚的睿智，絕不是一般的水平。例如，社會上廣泛流傳著潘家錚院士的“對三峽工程貢獻最大的是三峽反對派”的名言。也就是潘院士這樣一個充滿睿智的解釋，讓李銳老部長和一大批曾經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同誌，不僅化幹戈為玉帛，而且也認同了潘家錚院士是鍾情水電，但又和而不同的真君子。

　　關於三峽問題的爭論，在我們水利水電行業內部來說，本質上應該是一場如何才能更好更快的開發水電的爭論。支持上三峽的和反對上三峽的雙方，其實都是為了要讓中國的水電更好、更快的被開發利用。由於水電這種可再生能源的特殊性質，開發利用則無窮無盡。反之，不開發不利用，不僅什麼都沒有，而且也不可保存。因此，水電資源每晚開發一天都是巨大的浪費。

　　與其他行業不同，深知水電這一特性的專業人員，不僅要敬業，而且幾乎都把盡快開發利用水能資源當成自己對國家、對人民、以及對整個人類和子孫後代的一份責任。建設三峽的爭論，雖然有一些關於技術水平的問題，但是，最根本的還是由於當時我國的投資體製。當時國家有限的水利水電投資，一旦被用於建設三峽就會嚴重影響其它水利水電工程的建設。而三峽工程的單位千瓦造價和建設周期，要比其它大中型水電高出不少，所以，從全國考慮，先建三峽肯定不利於我們更早、更多的開發利用水電資源。

　　除此之外，當然也還有各個具體水電單位的任務是否能飽滿的因素。根據三峽所處的位置，長江委設計院和葛洲壩工程局都將是三峽工程建設的直接受益人，所以，他們都鼎力支持三峽上馬。但是全國其它所有的水電工程，都可能會由於三峽工程的上馬而受到影響。所以，從保飯碗的角度來說，當時全國絕大多數的水電工作者也都是反對三峽上馬的。那時，為了確保三峽的上馬，也有官員強調三峽工程的投資，絕不會占用其它水電基本建設的投資，屬於“籃子外”的工程。但是，絕大多數水電人都不相信，三峽的投資真能在“籃子外”。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全國廣大水電工作者的判斷是沒錯的。三峽上馬之後，我國其它的水電項目投資，確實受到了較大的影響。例如，原來已經準備好上馬，並且已經得到了世界銀行貸款承諾的廣西龍灘工程，擱置到了下一個世紀。據記載，在1996年全國的水電開工，還首次實現了“零的突破”。

　　我國的三峽工程之所以爭議會這麼大，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當時的體製下，全國的水電工作者都來想方設法的給三峽挑毛病。由內行人提出的質疑，當然都是有些道理的。這些道理深刻的影響了整個社會，於是就造成了當時社會上的激烈爭論。我當時站在有利於國家水電盡快開發的專業角度，也是反對三峽上馬的。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發現政治家們要比我們這些技術人員更高明些。如果當年我們不開工建設三峽，到了今天（由於極端環保的影響）就基本不可能再建了。與國家的水電開發速度減慢了一些相比，我覺得不建設三峽對中華民族的損失，肯定更大。

　　今天看來，潘家錚院士不僅是水電專業人士中為數不多的能夠超越專業眼光的局限，鼎力支持三峽工程建設的，而且，還能充分肯定廣大水電專業人員給三峽挑毛病所做出的貢獻，並成功的化解了水電從業者之間矛盾的功臣。也正因為此，他才能在行業中獲得如此高度一致的認可。在我們行業內，能有潘院士這樣的水電“大家”，與李銳、黃萬裏這樣才華出眾的水電前輩相得益彰，真是我們的幸運。

五、潘家錚院士魂係水電，情滿江河的人生

　　關於潘家錚院士的水電情懷，在潘院士還在世的時候，就曾有很多媒體報道過：潘家錚曾改寫陸遊的詩並當眾宣讀：“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西電未輸東，金沙寶藏開工日，公祭無忘告逝翁。”後來，我國的金沙江、雅礱江都已經開工建設了。有人向潘院士提起這首詩。潘院士隨口答道，那就把“金沙寶藏”改成“雅魯藏布”吧！顯然，潘院士心裏裝著祖國的每一條江河，他希望能即便在自己離開人世之後，也有人向他報告水電資源得到開發的喜訊。

　　還有媒體報道過，1964年，潘家錚參與三線建設，參加四川雅礱江錦屏二級電站設計。一個帶路的牧羊男孩問他為什麼會來這裏，他興衝衝地說：我們是來修大電站的，等明年下遊的炮聲一響，你就來當工人吧！男孩聽了很激動。誰知這一等就是40年，這讓潘家錚院士的心裏一直覺得對不起當地的群眾，直到錦屏電站上馬後潘家錚才道出埋藏在心裏的話：“條件這麼好的工程不能上馬，我死不瞑目！”

　　不知道別人怎麼看這件事情，作為水電同行，我似乎最能理解潘院士的心情。2005年為了揭露極端環保組織造謠汙蔑怒江水電開發的謠言，我們水電學會曾組織過一次怒江考察。我非常有幸的與陸佑楣、何祚庥院士等人一起參加了那次考察。仔細的了解了怒江的實際情況之後，院士們以及方舟子和司馬南等善於揭假打假的社會學者向社會澄清一係列汙蔑怒江水電開發的謠言。事後，很多人感謝我們揭穿了謠言，還給了怒江人民一個公道。但是，作為水電工作者的我，卻深深的感到愧疚。怒江的水電資源，僅發電一項就相當於每年5000萬噸的原煤。開發之後，不僅能很好的保護怒江生態，而且還能相當於讓怒江州50多萬群眾每人每年都給人類供應近百噸的清潔能源。其每個人作用完全超過我國專業的采礦工人。然而，由於我們水電工作者的失職，解放50多年以來，怒江深山中的民眾還是那麼樣的貧困。直到今天，我們不僅讓怒江的很多民眾，捧著金碗要飯吃，而且還讓我們的國家大量的消耗著本可以留給我們後代的煤炭，同時也因為我們的排放增長過快，而不斷的遭受著國際社會的各種批評。而所有這一切，都僅僅是源於我們水電工作者在揭露謠言和輿論宣傳方麵的失敗和無能。

　　潘院士本來也想參加那次怒江考察，因為有其他事情衝突沒能如願。盡管後來潘院士也表示過還希望有機會要去考察怒江，但直到他辭世，最終也一直未能成行。人們都覺得，這可能是因為潘院士的年齡大了，身體不好。但我覺得，完全不是。潘院士對祖國江河的感情，絕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就在潘院士離世的前一年，80多歲高齡且已經身患絕症的他，還是饒有興致的考察了西藏的雅魯藏布江。顯然，高海拔的雅魯藏布江都能去，說明考察怒江潘院士身體也應該不成問題。更何況潘總也曾經親自表達過這一願望。而且，據我了解，祖國江河中，潘總唯一沒有親自考察過的隻有怒江了。不過，根據我自己的心情，我又隱約的感覺到，潘院士似乎又不大敢去考察怒江。試想，一旦去考察了，就不能不說話，然而，講話表態之後，若怒江水電仍然遲遲得不到開發，潘院士難免又會有當年愧對雅礱江百姓的心結。同時又會加劇“條件這麼好的工程不能上馬，我死不瞑目！”的終生遺憾。

六、潘家錚院士對水電被妖魔化的苦悶與無奈

　　我對潘院士始終沒能考察怒江，留下了終生遺憾的猜想，也許很多人都難以理解。在外人眼睛裏，曾任過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的潘家錚，應該是一言九鼎的說話算數。但是，在與潘院士的言談話語中我卻能感覺到，他對水電被社會輿論嚴重妖魔化的苦悶和無奈。他不止一次的對我說過，即使是關於某些科技問題，他的話語權，經常還不如一個小報的記者。前不久水電工程報記者韓磊的文章中曾透露“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於時事，寫了一篇《我們需要再反一次黨八股》的小文，隻有短短的二三千字。讓人詫異的是，此文連投多家報、刊，竟然無人敢登。一氣之下，時任政協委員的先生在2002年3月的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上應邀發言時，全文宣讀了自己的這篇小文章，竟然引起轟動。後來，以敢言著稱的《炎黃春秋》在2002年第11期發表了此文，給了先生些許安慰。”

　　近年來，麵對社會上妖魔化水電的誤解和謠言，潘總的苦悶與無奈常常是眼看著謠言傳播，自己的科學意見卻得不到表達的機會。很多記者朋友聽了我說這些之後，都感到不解。很多人都表示說，潘總如果有話要說，你讓我們去采訪，我們一定會讓科學的聲音發出來。但是，實際上潘總卻很少接受記者的采訪，因為，潘總是個非常嚴謹的人，而在中國接受記者采訪，常常要冒很大的風險。

　　每次接受采訪之後，你很難預料記者的發稿會是什麼樣子？陸佑楣院士有一次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采訪，但發出來的內容卻與陸院士的意思完全相反。後來，在陸院士的抗議下，該報後來又重發了一篇稿。2010年夏天社會各界對三峽大壩的氣候影響及防洪、抗旱功能多有疑問，為此，中科院的《科學新聞》雜誌特地組織了一場專家和媒體記者的研討會，清華大學的王光謙院士麵對社會上的各種疑問，全麵介紹了三峽工程的重要作用之後，同時還指出了我國的三峽之所以防洪、抗旱的作用有限，正是由於我國的水利188體育官網app 不足。與美國和很多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水庫蓄水能力還有很大的差距。今後需要建設更多“三峽”，才能解決我國防洪和抗旱的難題。當然，王光謙院士也沒忘客觀的闡述了一些三峽和任何水庫大壩建設所必然帶來的某些生態環境問題。但是，此後，王光謙院士的這一番講話，卻被《南方日報》的記者，精煉的表述為“王光謙院士在接受本報采訪時，直陳‘三峽四弊’”。

　　很多記者都曾抱怨說“你們水電行業的專家，幾乎都不敢出來講話”，以至於水電常常被社會公眾誤解。但是，如果換位思考一下，有了陸院士、王院士這樣的經曆，誰還敢輕易的接受媒體的采訪？潘院士當然也不例外，因為，他說的話一旦被歪曲報道的社會危害性肯定更大。所以，不敢見記者，害怕被黑心的記者算計，在我們行業內是普遍的。不過，據我了解，盡管潘院士幾乎拒絕所有記者的采訪要求，但還是非常願意能把科學的聲音傳達出的。因此，凡是由國家宣傳部門正規組織的新聞采訪，潘院士從不推辭。例如，他曾經在國務院組織的新聞發布會上，公開駁斥汙蔑三峽的謠言，直陳妖魔化水電的社會危害。

　　我是水電行業中為數不多的敢於接受媒體采訪專業人員。因為，我特別注意接受媒體記者的采訪，絕不能與和同行們討論問題一樣的不設防。切記不要為了表現自己的客觀和公正，而給了某些別有用心的記者斷章取義的機會。為此，我寧願接受外界對我“觀點偏激”的評價。也可能正因為如此，我接受采訪和發表出來的文章、報道也比別人多一些。然而，如果我不說，可能大家誰都想不到，最理解和支持我反擊偽環保的，竟是溫文爾雅的潘家錚院士。盡管，有時潘院士也會提醒我，寫文章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傷及無辜、避免樹敵過多。但是，我感覺對我支持最多、鼓勵最大，以及常常能夠與我產生強烈共鳴的恰恰是潘家錚院士。

七、潘院士鼎力支持揭露偽科學、偽環保

　　看到我寫的揭露一位自稱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的關於三峽水力坡度的文章，潘院士曾打電話問我，那是個什麼樣水利專家，怎麼連水庫的庫容計算都不懂呢？我說他根本就不是什麼水利專家，隻不過是個專門炒作三峽的造謠專家。他以前還以知情人的身份說過“水電部堅持要上三峽是為了自己獲得投資，能上項目”，其實，三峽的建設投資與水利部一點關係都沒有。他說我們現在急著要上金沙江上的虎跳峽等工程，是為了要給三峽工程擦屁股。但我們水電人都知道，我們當初關於三峽的爭論，最核心的矛盾就是先上三峽，還是先幹上遊的金沙江？現在，三峽建成了，我們開始轉戰金沙江了，我們當年反對三峽的水電工作者的願望開始實現了，怎麼就突然變成給三峽工程擦屁股了呢？

　　都說德國人最講誠信，但是，我發現德國的某些媒體卻始終沒有表現出德國人應有的品格。這個多次造謠汙蔑三峽，而且已經屢屢被事實揭穿的偽專家王維洛，至今還是某些德國媒體反三峽以及反華宣傳的“常客”。國內的很多媒體記者，也更願意相信那些說三峽有問題的偽專家。關於三峽水庫的水力坡度到底有多大的問題，不僅我曾經多次寫文章揭露王維洛的所謂“三峽的水庫計算有嚴重錯誤，實際水力坡度將達到42米的謊言，淹沒移民的人數至少要250萬”的謊言。而且，記得在三峽初期蓄水前，潘家錚院士也曾經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專門解釋過這一問題。但是，科學的聲音卻一直十分微弱。直到三峽真正蓄水到175米之前，媒體和社會輿論卻對三峽的水力坡度是否計算正確，仍然存在著懷疑。特別是在三峽工程一期蓄水之後，一些造謠者和媒體，還曾經以長江沿岸河道的某些天然水位為數據，論證說事實已經證明的三峽的水力坡度絕不可能是2、3米，而是40多米。直到2010年秋季三峽工程真正蓄水到175米之後，實測到的重慶寸灘的水位確實隻有176米左右（說明當時的三峽水力坡度隻有1米），汙蔑三峽水力坡度計算錯誤的謠言才真正平息下去。而在此之前，潘院士也和我一樣，盡管對社會上盛行的謠言，極力加以解釋，但仍然是無可奈何。有誰能想到？在國內外的某些媒體幫助下，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的意見，竟然還不如一些冒牌的偽專家。

　　記得我還有一篇駁斥四川地質局旅遊地質勘測隊總工程師範曉，關於汙蔑三峽的泥沙淤積和加劇地質災害的文章，也得到過潘院士的高度肯定。其中，我根據科學理論分析和實踐總結提出的關於“水電開發有助於地質減災”的新說法，很多水電同行都不敢苟同，但潘院士卻鼎力支持。

　　我曾根據加拿大地質學者嵇少丞總結的，地震具有“強岩強震，弱岩弱震，軟岩不震”的特點，提出水庫觸發地震本質是水庫的蓄水導致的滲流，降低了抗拒的真變形的板塊之間的摩擦力。從而有讓“強岩變弱，弱岩變軟”的作用。因此，斷言水庫觸發地震可以提前釋放地震的能量，有助於減少地震所造成的災害。關於這一種觀點，雖然我在陪同陳厚群院士去中科院地質所與某地震院士討論水庫觸發地震問題的時候，當麵提出來過。盡管，當時就有中科院地質所的同誌補充說，國外在上個世紀70年代，確實也有過利用高壓注水釋放地震能量的嚐試。但是，地震學者們似乎始終不肯重複我的這一說法。然而，我發現潘院士卻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的過程中，表述了幾乎同樣觀點。當然，這也許是潘院士在支持我多次表達過的觀點看法，也許是我與潘院士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總之，不管是什麼原因，我經常感到，我的一些具有創新性的觀點、提法，常常都能得到潘院士的支持和共鳴。

　　不僅如此，潘院士對我揭露偽科學、偽環保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幾年前，中國工程院組織撰寫一部關於《能源》的科普圖書，潘院士堅決的推薦我來撰寫水電部分，以便在能源科普中消除偽環保的不良影響。在一些重大的科研項目中，潘院士也經常極力的推薦讓我參與其中，以便能表達出揭露偽科學、偽環保的正確觀點。除此之外，我在揭露偽環保謠言的文章和論述中，一些創新性的提法，往往也總能得到潘院士的支持和肯定。

八、潘院士的心願：續寫《千秋功罪話水壩》

　　我感覺中國今天的社會就如同1991年我和潘院士在維也納聯合國會議大廳看到的情況一樣。那時反水壩的偽環保組織利用奧地利的民主，雇傭了大批的學生進行反對大壩建設的示威。當時的大壩建設者們，根本就沒把他們當回事，但是，沒想到久而久之，他們所造成的社會影響，真的影響了整個世界。先是世界銀行給了反水壩組織“世界水壩委員會”一筆錢，調查世界上的一些典型大壩。而“世界水壩委員會”則利用這一機會，合法的製造了大量的言過其實的水壩“罪行”的謊言。這些謠言曾經一度影響了國際社會的主流，最後導致在1996年的世界可持續發展高峰會議上，因為要反對建大壩，決定把大水電排除在可再生能源的範圍之外。世界銀行也一度停止了大型水電和大壩的建設投資。

　　後來，經過國際大壩委員會，國際水電協會和國際灌排組織等專業機構的共同澄清，以及我國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的堅決反對，聯合國才逐步認清事實和真相，並在2002年的世界可持續發展高峰會議上，重申了大型水電的可再生能源地位。此後，世界銀行也很快的恢複了對大型水電的投資和支持態度。

　　我國當前的現狀，非常像當年的維也納會場。由國外資金資助的大批環保組織在我國的表現和作用與當年的雇傭天真的學生參加的反壩示威，極為相似。當年，由於國際社會任憑這些製造謠言的示威活動，從不進行必要的宣傳解釋，以至於造成了全世界一度對水電的重大誤解。經過補救，現在雖然國際社會主流已經意識到水電和大壩的重要性，但是，要徹底消除人們對水電大壩的汙蔑和偏見，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國的社會發展相對於國際社會明顯有一個滯後期。目前我國的狀況，有點像90年代後期的國際社會，由於任憑各種極端環保組織和某些媒體記者妖魔化水電大壩的宣傳和活動，社會輿論已經被嚴重誤導，對水電大壩的誤解已經影響到一些政府部門甚至決策的領導。

　　特別是在2009年6月國家環保部居然以未批先建為理由，叫停了正常建設中的金沙江中遊的水電站之後，國內妖魔化水電的風潮，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也由於水電被嚴重的妖魔化，整個“十一五”期間的水電開發任務受到嚴重幹擾。水電發展的受阻，必然要加速火電的建設。以至於我國的能源結構被嚴重惡化。在煤炭消耗快速增加的同時也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使得我國在社會經濟水平遠遠低於美國的情況下，溫室氣體的排放就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不光彩的世界第一。

　　在2009年哥本哈根召開的國際氣候大會上，我國第一次遭遇到了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批評。這與當年國際社會的水電發展受阻，將直接影響全球可持續發展一樣，我國的水電受阻所帶來的最大問題，同樣也是能源供應和可持續發展的難題。為此，我國政府也向全世界作出了到2020年提高能源效率和把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15%的莊嚴承諾。此時此刻，我覺得中國水電已經到了物極必反的時刻，曾抑製不住焦急的心情給總理寫過一封信。令我沒想到的是，也是在這種國家發展的危機關頭，潘院士也與我不約而同給中央寫了封信，並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重要批示。於是才有了2010年中宣部和國家能源局共同組織水電正麵宣傳的活動。以及隨後的“十二五”規劃中明確要“積極發展水電”的重大的國策調整。

　　此後，為了能加強水電的正麵宣傳，澄清社會上各種妖魔化水電的誤導宣傳，潘院士曾經表示：希望我能把他以前的《千秋功罪話水壩》補充一些現實的內容，再版發行。盡管從我本意來說，我非常願意做好這樣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但是，非常遺憾。由於我認為我國當前的水電鬥爭形勢，似乎還容不得我們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和總結。目前，我們還需要不斷的揭露極端環保組織和偽專家們所編造的各種謠言。我們澄清某些政府官員誤解水電的錯誤表態的任務，也還十分繁重。因此，至今我一直都還沒有機會去完成潘院士給我們提出來的，續寫一部新的《千秋功罪話水壩》的任務。

　　聽到潘院士辭世的消息以後，我感到十分的愧疚，沒想到這麼快，潘院士的這一心願，已經變成了他的遺願。今天在追憶和紀念潘家錚院士的同時，我也把潘院士當年的這一願望誠懇告訴大家。希望我們一起，用揭露各種偽環保反水壩、反水電謊言的實際行動，續寫一部新的《千秋功罪話水壩》，為我國水電的發展建設，營造一個公平的輿論環境。以便早日讓我國的水能資源都發揮出應有的效益，告慰已經離開了我們的潘家錚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