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會議和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方會議於當地時間19日下午3時30分左右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落幕。

經過2年的協商，13天複雜、艱難、緊張地談判，會議仍隻是在沒有完全取得一致的情況下認可(take note)而不是批準了美中等五國提出的協議文本——《哥本哈根協議》(the Copenhagen Accord)，沒有達成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成果低於外界預期，與峰會開幕時倡導的“改變我們的地球”的雄心相距甚遠。

在哥本哈根舉行的世界氣候大會圍繞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未來減排進程中的具體份額、責任和使命，圍繞定性和實質問題不斷出現跌宕起伏的激烈交鋒。峰會成果不夠理想最為根本的原因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不夠，對自身的利益界定不夠準確與清晰。而要改變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困境則在於改變傳統的安全觀，擴大共識，重新界定國家利益的概念。

首先，氣候變化、全球變暖早已不僅僅是科學家的預測，而是日益成為不容置疑的殘酷現實。麵對氣候變化，任何再強大的國家均無力單獨麵對，必須尋找全球的合作。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形成了初步共識:全球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的升幅，應限製在2攝氏度；2016年考慮更嚴格的1.5攝氏度升溫限製；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應盡快封頂，世界到2050年時溫室氣體排放量應較1990年減半，富裕國到2050年時應減排80%……這些均表明共識是有的，但強度不夠——離形成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框架還相距甚遠；美國和歐盟口頭承諾的資金落實而沒有擔保條款以及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的透明度。這也是得不到所有國家支持的原因之一。

其次，改變傳統的安全觀念迫在眉睫。應對氣候變化是一個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果堅持用傳統的安全方法與手段來應對非傳統的安全問題，必然不能形成共識及應對挑戰。既然任何一國無法獨自應對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那就隻能依靠機製與多邊主義，最終實現某種程度的全球共治。無論是全球機製，還是多邊主義，這均要求所有國家放棄部分傳統意義上的主權，接受共同的準則，包括沒有正確執行及實施不到位接受懲罰的準則。這不是削弱國家的主權，而是要強化主權邊界內的責任，而且對所有國家的標準是對等的，不是侵犯主權的問題。應對氣候變化中，如果沒有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框架及“可量度、可報告與可核實”監督機製，最終會導致所有的努力付之東流。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從更超脫視角來看，鑒於應對氣候變化迫在眉睫，僅靠發達國家的努力及堅持原來的《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已是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更應對不了氣候變暖的嚴峻形勢。為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均不應糾纏於細節與曆史，而應共同麵對、共同合作，強化共同的責任，再根據各自能力大小來適當確定有區別的責任。這就需要所有國家確立新的安全觀。

最後，是在新安全觀下重新界定國家利益。很多人認為氣候變化會議將改變全球的利益及格局。從實際看，發達國家承諾在未來3年提供300億美元緊急援助款項，在2020年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及技術支持機製。這似乎存在一個全球利益分配問題，似乎誰爭得最厲害，誰就獲得最大利益。正所謂“會叫的孩子有奶吃”。其實不然。如果經濟競爭比作是傳統的戰場的話，氣候峰會則是交戰後的談判，在談判桌上能夠得到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嗎？當然不可能！發達國家的資金及技術支持能夠幫助最不發達國家及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國家應對氣候變暖問題就不錯了，而對多數發展中國家則是無緣分一杯羹。對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絕不要有受害意識。經濟發展對於後發國家來說從來都是不公平的，但如果利用氣候變化的壓力，變為經濟轉型的動力，這反過來成為自身的一種前所未有的良機。因為任何經濟模式成功轉型本身是自身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應對曖化，誰作出最大的讓步，誰作出最大的努力，誰將獲得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

這就是說，應對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將改變全球安全及利益格局走向。對此，所有國家均要有新觀念、新思維。而不合適宜的觀念與手段將最終落伍與失算，最終讓自己的國家及利益麵臨不可想象的挑戰與困難。

(作者係浙江知名國際問題學者)